耿强：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

摘要：本文对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简要介绍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之后，本文区分了隐形的和明示的翻译副文本研究。前者并未使用副文本之名，但其研究对象实质上在翻译思想史、翻译规范、女性主义翻译以及后殖民翻译的实践或研究议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后者使用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利用个案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历时或共时考察各种文类的翻译副文本的形式、功能和意义。本文认为，今后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对象，并积极展开翻译的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翻译研究；副文本；隐形；明示；中国文学走出去

1996年，芬兰学者Urpo Kovala[20:119-147]首次将副文本（paratext）概念用于研究英美文学芬兰语的翻译。之后，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28][38][41][47][52][54][57][58][66][67][70][73][74][75][80]）有关成果在近几年得到了集中展现。2010年6月21日至22日，西班牙自治大学（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口笔译系承办了“第七届世界翻译会议”，主题就是“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The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会议论文集后来以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为题由德国柏林的Peter Lang公司2012年出版。2013年，Valerie Pellatt主编的论文集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由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出版。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的维哥大学（Universidade de Vigo）的口笔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以José Yuste Frías教授领导的“翻译与副翻译”（Traducción & Paratraducción, T&P）研究小组，致力于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深化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2010年，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I收入Şehnaz Tahir Gürçağlar所撰写的副文本词条[39:113-116]。2014年，Wiley Blackwell出版的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亦收入由Robert Neather撰写的相关词条[30:504-515]。可以这样说，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新的研究趋势。

到底什么是副文本？它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有哪些用途？翻译研究对副文本问题的关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议题是什么？它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推进这一研究？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1. 副文本的谱系

副文本这个概念来自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是要探索诗学研究的对象——文本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法国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称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但在热奈特那里被“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é/paratextuality）所代替。1979年，他首次使用“副文本性”这个概念，用来指称“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模仿（imita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关系，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文本形式有拼贴（pastiche）和戏仿（parody）。”[13:82]但他认为这个术语并不合适。到了1982年，他在《羊皮纸：二级文学》（Palimpsestes: la littérature au second degrée）一书中用“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é/ transtextuality）取代了“副文本性”，并将后者的所指范围缩小，使之成为表示文本之间关系的五种类型之一。[14:2]

在书中，热奈特首次列举了副文本的不同形式，包括：“标题、小标题、内标题；前言、刊后语、公告、序言等；边缘的、页外和末尾注释；题词；插图；护封、书皮、书脊和其他很多种类的二级标志，不管是别人代书的还是作者亲笔写的。”[14:3]但他并未给出这个概念的具体定义。1987年，他在所著的《阀限》（Seuils)一书中专门论述副文本问题，详细阐述了副文本的定义、分类、功能、效果、研究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他指出：“文学作品本质上包含一个文本，而文本——从这个词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包含长短不一的一连串的话语片段，具有某种意义。但是，这个文本很少以不加任何装饰的状态呈现，某种数量的语言或非语言生产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标题、前言和插图总会强化和伴随着文本。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清楚这些生产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文本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它们围绕在文本周围，使它得以延伸，正是为了让作品得以‘呈现’，从这个动词一般的意义也是最突出的意义而言，是为了使作品现身，确保它以图书的形式在世界中在场，接受和消费。这种不同形式、范围和风格的伴随形式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一个文学作品的副文本。”[15:1]

而在另一处，他指出“所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它包括各种形式：与作者和编辑相关的（如标题、插图、题词、前言和注释）；和媒体相关的（如作者的访谈，官方的概要）；私人的（如通信、蓄意或非蓄意的秘闻）以及和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物质手段有关的内容，如分段等。副文本与其说是一个界定清楚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它没有外部的边界或精确一致的内核，如同副文本这个词中含义模糊的前缀所暗示的，这个词包括所有属于文学作品的文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书本之中，有助于呈现文本。它不仅在文本和非文本之间标示出一个过渡的区域，同时也标示出一个交易的区域，这个区域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策略性的。”[11:63]

上述两个定义指出了副文本的特点。第一，副文本围绕并伴随着正文本，补充甚至强化正文本。第二，副文本形式多样，如语言形式的标题、前言、后记、题词、作者的访谈、私人信件，以及非语言形式的插图、封面图画、字体、颜色等等。第三，副文本的功能是呈现正文本，使其以图书的样式存在，促进图书的接受和消费，它协调的是正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总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

热奈特对副文本进行了详细分类。根据副文本在文本中出现的地点，可以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前者指的是密切围绕正文本的副文本元素，它们处在图书之内，包括诸如作者名、标题、前言、插入文本的章节标题、注释、插图等。[15:4-5]后者指的是在图书之外，和其保持较远距离的副文本元素，一般由作者和出版商为读者提供关于某个文本的相关信息，如媒体主持的和作者进行的访谈与会话，或私下里和作者之间的通信、作者自己所写的私人日记等。[15:5]如果以文本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为参照，可以将副文本元素分为前副文本（prior paratext），如杂志刊登的关于即将出版的某部作品的广告；原始副文本（original paratext），如和文本同时出版的前言；后副文本（later paratext）和延迟副文本（delayed paratext），即副文本元素的出现在正文本出版时间之后。根据副文本采取的材料，可以分为文本的（textual）或语言的（verbal）、图像的（iconic）、物质的（material）和事实的（factual）。[15:7]所谓事实的副文本指的是关于文本任何方面的某种事实，如关于作者的一些奇闻轶事，这些对读者理解作品有很大帮助。根据副文本的发送者的不同，可以分为作者副文本（authorial paratext），出版商副文本（publisher’s paratext）和他人代写的副文本（allographic paratext）。根据副文本的接收者的不同，可以分为公众副文本（public paratext），私人副文本（private paratext）和亲密副文本（intimate paratext）。根据副文本信息的言外之力（illucutionary force），可以区分副文本两大最基本的功能，即提供信息和文本阐释。[15:11]

看起来，副文本有固定的形式，实际上它具有模糊性，有时很难区分某个元素到底属于副文本还是正文本。副文本的形式主要受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塑造。一个文化中流行的副文本元素可能在另一个文化中并没有对应物。某些情况下，某种副文本元素可能会消失。对副文本的分类是无法穷尽的，而且它呈现的方式也不是系统和恒定的。有的副文本元素无法实体化，如某位作家的声誉或读者掌握的关于某位作家的情况。热奈特甚至认为“任何围绕文本的语境都可作为一种副文本。”[12:266]这让人想起广义互文性的概念，将任何文本视为互文本。热奈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摇摆恰恰说明副文本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它本质上是功能性的、辅助性的话语。这决定了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副文本的功能构成了一个十分经验性的和多样的对象，只能依据具体的文类和语境来一个一个的研究。”[12:269]定性的、共时的个案研究是热奈特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

2. 翻译、翻译研究与副文本

明确将副文本这个概念用于翻译研究的时间很晚，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之前，翻译研究对这一现象没有关注。恰恰相反，副文本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们之间有着十分长久和密切的关系史。

2.1 翻译中的副文本

首先，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带任何副文本的译本是不可想象的。无论译本采取何种媒介呈现，副文本都伴随其间。在纸质印刷品出现之前，无论是西方写在羊皮纸等材料上的《圣经》译本，还是中国刻在石碑或题写在石壁之上的佛经译文，它们都带着自己的副文本元素，如特殊的字体、字号、行文排列的方式等等。到了近现代，随着纸质印刷品的出现，译本中的前言、后记、序跋、注释等副文本元素更与译本不可分割。在当代，多媒体译本如配音或字幕电影中的片头/片尾字幕、片尾场景、电影的预告片、宣传海报和广告等构成了更为复杂多样的副文本形式。

其次，副文本是历史上中西翻译思想呈现的最主要方式和手段。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西翻译思想一般都通过译本的前言、序跋、后记、文内注释、往来书信等方式表达。以英国翻译史为例，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这段时期内，翻译思想大都通过译本的前言或序跋来表达。[36:63-124]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提出的著名的三种类型的翻译——字对字翻译（metaphrase）、自由翻译（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就来自他所翻译的《奥维德书简》（Ovid’s Epistles）的前言。[36:68]就中国翻译史而言，关于佛经翻译最早的理论性质的文章来自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49:14-15]，这显然摘自所译佛经的序言。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最著名的“信达雅”之说来自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译例言”，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2.2 隐含的副文本研究

以是否明确使用副文本这个概念为标准，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研究：隐含的副文本研究（paratext implicit）—关注翻译中的副文本或类似的现象，但并未使用这个概念；明示的副文本研究（paratext explicit）—明确使用副文本这个概念来研究翻译问题。

隐含的副文本研究最突出地表现在翻译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上所述，中西翻译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各种副文本元素如译本的前言、题词、序跋、注释等来表达，因此对它进行研究和编纂，必须依靠副文本作为主要的信息源。英语世界几部影响很大的翻译思想史著作都是在研究各种翻译的副文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如T. R. Steiner所著的《英语翻译理论: 1650-1800》[36]；André Lefevere所著的《翻译文学: 从路德到罗森茨威格的德国传统》[24]和《翻译、历史、文化：读本》[26]；Douglas Robinson编著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34]；陈德鸿（Leo Tak-Hung Chan）所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模式、议题和争论》[3]；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编著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4]。中文出版的情况也是一样，如罗新璋所编的《翻译论集》[60]；陈福康所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49]。它们充分利用了翻译的各种副文本元素。

一般翻译理论研究也充分注意到了副文本问题，但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给予的关注度不同。在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22:4-5]之前，语言学翻译研究并不重视副文本问题，因为这一视角关注的重点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则，采取的研究方法为文本比较，副文本并不在研究的范围之内。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副文本由于具有协调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功能，其重要性自然得到了重视。

André Lefevere在《翻译、重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1992）一书中着力探索不同类型的重写在文学系统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并列举了不同的重写形式，如历史编纂、文集、批评、改编等等。[27:111-160]其中有的重写形式和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形式重合，如对译本的评论和编辑就属于翻译文本的外文本。

对Gideon Toury而言，副文本对重建某个时期的翻译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有两类主要资源可以用于重建翻译规范，一个来自文本，一个来自外文本。”[42:65]前者指的是译文本身，后者包括“半理论性或批判性的表述，比如关于翻译的规定性的‘理论’，译者、编辑、出版商以及其他涉足翻译活动的人员所作的陈述，对个体译本、译者或译者团体等的批评或评价等。” [42:65]这表明，与翻译相关的副文本如译序、译跋注释等可以成为翻译规范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59:97]

女性主义译论和后殖民主义译论充分认识到各种副文本形式在实现某种文化政治议题中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译本的前言、序跋、注释等元素给译者提供了宽阔的副文本空间，他/她们借此可以摆脱译者的隐形状态，彰显自我的文化身份，引入异质的文化符码，或伪装真实的意识形态意图，以此扰乱甚至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引起革新的可能。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和理论中，给翻译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是女性主义译者主动介入文本，彰显性别身份的一个基本翻译策略。[7:69-84]而在Lawrence Venuti批判英美主流文化自恋式的翻译规范的议程中，译本的“前言、批评论文、讲座和访谈成为对译者创造性翻译实践进行深度说明的空间。”[45:311]张佩瑶编著《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副文本为她所进行的“深度翻译”[18:380-389]提供了有效空间。她利用选集的前言、注释、后记等副文本元素建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77:6-7]，使之成为一种有力的武器，补充甚至挑战翻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即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进和传播的“一种根植于欧洲语言以及主流欧洲翻译史而形成的关于翻译的地方性知识形态。”[44:4]

2.3 明示的副文本研究

芬兰学者Urpo Kovala首次将副文本（paratext）概念用于研究翻译问题，开启了明示的副文本研究的先河。作者通过考察1890至1939年间芬兰出版的英美文学译本的“标题、作者和译者姓名、丛书前言、护封简介、注释、广告和插图”[20:124]副文本元素，揭示翻译活动的各种协调者——出版商、零售商、译者、评论者、学者、公共图书馆——使用副文本来巩固主导性的宗教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它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对读者所施加的（教育、教化、有时是娱乐等方面）影响。

Richard Watts（2000）考察Aimé Césaire（艾梅·塞泽尔, 1913-2008）的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回到故土》）这部诗集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在古巴、加勒比、北美和法国出版的不同语种和版本的副文本，包括插图、前言、封面、作者和译者姓名、题名等等。研究表明，《回到故土》这部诗集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副文本对作品进行了某种地理和文化语境的置换。作者指出，副文本“可以成为一个镜头，观察文本置身其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争夺，以及文本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挪用。文本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获得意义，副文本也许是理解这一意义如何建构，为谁建构以及用什么样的代价建构的最有用的场点。”[47:42-43]

Şehnaz Tahir Gürçağlar（2002）以土耳其20世纪40年代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个案作为例子，阐发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她认为，“研究副文本可以提供关于翻译是如何定义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信息。同时，围绕作品的直接副文本元素——内文本——能提供关于出版商和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38:58-59]历史上有的译本很难找到相关的其他材料，此时它的内文本如前言、后记、序跋、注释、封面、插图等就成为研究所倚重的主要信息源。

Guyda Armstrong（2007）通过考察1620年英国出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谈》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的不同版本的副文本，表明这本书的物质特征如何为英美读者塑造了原作并将域外文本授予某种权威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考察的副文本类型进行了新的分类，分为组织性副文本（Organizational paratext）、视觉副文本（Visual paratext）和编辑副文本（Editorial paratext）。[1:42]

修文乔（2008）通过对傅雷译本的序言、献辞等副文本的整理、归纳、分析，与文本、外文本相互参照，归纳出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67:66-69]杨振、许钧（2009）以傅雷译作中译者所作的注为例，阐述译注对于读者理解的作用。[70:82-84] 李德超、王克非（2011）以描述性研究方法考察清末民初时期周瘦鹃早期译作的副文本之一译注的数量，类型和意义，考察它们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内涵，借此管窥民国初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57:77-84]张美芳（2011）以五组国际新闻报道为例，讨论了可能影响新闻译编过程的几种超文本（即副文本）成分，其中包括目标文化社会的价值观、读者的期待视野、意识形态、民族情感等。[75:50-55]王雪明、杨子（2012）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从副文本的角度，集中研究《选集》中的注释，分析其功能，揭示出“深度翻译”的实践意义。[65:103-108]张玲（2014）考察汪榕培翻译的《牡丹亭》英译本的副文本，重点研究它与翻译活动，译作面貌和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如何引导和影响译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74:106-111]

近几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

Anna Gil-Bardaji, Pilar Orero and Sara Rovira-Esteva主编的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2012）收入了10篇论文。编者指出，“副文本概念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很多议题如翻译史、文学翻译、视听翻译以及分析翻译和自我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十分重要。”[17:7-8]Mary Louise Wardle[46:27-42]挑战热奈特将翻译归为一个副文本元素的观点，认为这将翻译降低到边缘位置。她通过研究《爱丽丝梦游仙境》这部作品的意大利语译本的副文本，考察不同的副文本元素如电视节目、访谈、秘闻、声誉等对作品接受的影响。研究表明，原文可以成为服务于翻译的副文本元素。Leah Gerber[16:43-62]分析了1959年至2003年12本澳大利亚儿童小说德语译本的封面和插图，发现这些副文本元素在文本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中所发挥了协商作用，有助于在德语文化中形成关于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性（Australianness）的特定形象。Ellen McRae[29:63-82]在一个由800部翻译成英语的小说语料库中分析序言和导言这两种副文本，结果发现只有20%的文本有序言，其中只有一半的例子有对翻译或原文语言文化的明确参照。这些序言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其他功能包括提高读者对译者角色和译者介入协商原文的认识，解释译者所要面对的来自学术界和编辑的态度。Ulf Norberg[31:101-116]研究瑞典译者在某些副文本空间尤其是六本翻译成瑞典语的译本的前言后记中对自己翻译的评论。这些可以提供关于特定时期文化中的主流翻译实践（doxa）以及译者对自身形象的认识。Madeleine Statford[35:149-172]考察阿根廷当代著名女诗人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在她的诗集El arbol de Diana（《戴安娜的树》）中创造的诗学空间。她把原文和德文翻译对比，发现Pizarnik的德语译者更倾向于再创某种诗学韵律（主要通过标点符号，这在西班牙原文中是缺乏的），而不是保留随机的视觉诗学空白。

在Valerie Pellatt主编的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2013）一书中，“学者们考虑的是副文本的文化含义，它的文化意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的力量。”[33:1]本文集考察翻译活动中各种施为者（agents）制造副文本要素的方式，“从对前言材料和书评的意识形态操纵到指导翻译软件的关键元数据的处理”[33:1]，无所不包。Caroline Summers[37:9-32]以前东德女性作家Christa Wolf（1929-2011）的作品Was Bleibt(《还有什么》)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读者的英译本为例，主要探讨副文本以何种方式透露出特定的政治立场，以及被用来操纵读者的方式。Hou Pingping[19:33-48]研究《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的副文本，揭示它对作品接受的控制和影响。Szu-wen Kung[23:49-68]以台湾出版机构针对美国读者对外译介台湾文学为例，研究出版商对副文本的使用。研究发现，在出版商和编辑采取的各种策略中，图书封面设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权力。Yvonne Tsai[43:91-102]研究儿童图画书的翻译中文本和插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讨论这种图书的教育、心理学和社会价值，探索在何种程度上图画构成了书写文本的副文本，或书写文本构成了图片这个主导性文本的副文本。Yi-ping Wu and Ci-shu Shen[48:103-120]研究有形诗的翻译，诗中结合了语言和非言语要素，诗人对文本的视觉和听觉元素进行挪用，这给译者带来了挑战。

3. 批评与展望

整体而言，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第一，翻译研究对副文本概念的使用倾向于将它从热奈特的整体文本之间的关系中抽离，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工具性概念。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将副文本看作一种信息来源，以此展开对翻译规范、翻译政策、译者角色、翻译史等议题的研究，而对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多少批评，也不太关注这个概念产生的理论脉络。在热奈特那里，副文本和正文本之间的关系只是整体文本关系之中的一种类型，其余四种分别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和型文本性（architextuality）[14:1-5]。这五种关系类型之间的区别有时并非截然分明。比如元文本性，即所谓的评论[14:4]，它和副文本的一种外文本有着相当大的重合。译者对自己译作的评论既是一种元文本，也可算作副文本。这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对副文本概念本身进行重新语境化。副文本和正文本之间有什么关系，采取哪些形式，这都需要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这也是为什么热奈特在介绍副文本的时候，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并不总是具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边界。注释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文本中构成了正文本的副文本，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译本中有可能并不是。比如，研究者发现，清末民初周瘦鹃早期译作的副文本——译注——有两种类型：隐藏式译注和非隐藏式译注。[57:79]前者到底是正文本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副文本元素，还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研究翻译副文本必须以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普遍的文本关系作为参照。这引出了以下第二个方面，即研究方法问题。

第二，整体而言，研究者主要采取的是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的路径是从特殊到一般。研究者主要通过个案分析，从文化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描述副文本的具体形式，考察它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作用和意义。少数研究开始借助语料库工具对语言副文本如前言和序跋进行分析。[29]

第三，考察的文本类型多样，更多的副文本元素被纳入研究视野。在头15年，研究偏重于文学翻译，关注的重点是语言内文本，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诸如前言、后记、序跋、注释等形式。然而，随着视觉文本如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广告等的流行，近5年人们开始重视研究此类文本。比如Anna Matamala（2011）研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电影配音的副文本问题。作者考察故事片、卡通片和电视连续剧的副文本的构成以及译者如何处理的方法。[28:915-927] 受此影响，文学译本中的非语言副文本也开始受到关注。[30:504-515]除了视听文本之外，传统的印刷文本如平面广告、图画书和儿童读物等被忽视的文本类型也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些文本中的封面画、插图、图像、颜色、布局等。相比而言，国内的研究仍然偏重于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内文本，对视听文本以及非语言副文本的关注度较低。不过，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差距，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第四，研究议题集中在翻译史领域，具体的问题包括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翻译策略、某个时期的翻译规范、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副文本作为一种手段对核心文本进行公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33:4]多数研究者会论述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但尚未出现专门论述翻译的副文本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启示和作用。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立足中国本土语境，推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

副文本指向的是整体文本关系的一种类型。因此，翻译副文本的理论研究理应从文本关系的角度展开。具体而言，应该重点考察两个方面：译本和它之外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译本之内各种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就前者而言，热奈特曾提出译本构成了原文的副文本。这一观点突出了译本的派生性质，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不合拍，因此遭到研究者的批评。[38:46][46:27]不过，除了译本和原文的关系之外，源自同一文本的所有译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也值得思考。就第二个方面，译本之内各种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目了然，有时会十分复杂。在内容上和译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文本形式是否会和译本构成文内副文本关系？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相当一部分译本在报刊杂志上分期连载，那么报纸上和译文印刷在同一版面的和译文没有任何内容关联的文本元素是否是译文的文内副文本？在机构翻译中，一般将翻译任务外包给多个译者完成，然后将其综合成一个文本，比如“熊猫丛书”的翻译就采取了这种形式，《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作品选》（1982）就是6位译者合作的产物。[53:154]那么不同译者的译本构成了何种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通过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赵毅衡（2010）提出“伴随文本”，对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76:2-8]许德金、周雪松（2010）对热奈特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69:49-51]他们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借鉴。这里限于篇幅，不便展开。

第二，丰富研究方法。

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从文化批评和社会学的视角针对某个个案进行定性分析，真正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这恐怕受到了热奈特本人的影响。他认为副文本现象十分复杂，最好采取共时的个案分析，一个一个地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可以集中考察某个文类如小说、戏剧、诗歌等副文本在某段时期内的分布形式、特点、功能和意义。这需要综合使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阐释学、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采用和所要研究的对象有关。如果我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视觉文本，比如考察电影字幕翻译的副文本或漫画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引入多模态话语分析[21]以及视觉文本研究[22]的方法。后两者所采取的主要理论分析工具是社会符号学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针对视觉文本的语义转写问题，Paul J Thibault[40:311-385]以及Anthony Baldry and Paul J Thibault[2]提出了多模态转写方法，可以将视觉文本中的多种模式如语言、颜色、动作、图像等同时进行转写。其基本方法是先横向列出文本中的所有模式，然后纵向根据时间序列每秒一帧或其他单位进行转写。[6:53-57]

第三，拓宽研究对象。

今后，可以将研究的重点从文学翻译以及语言副文本扩展到视觉文本以及文学文本的非语言副文本上面。国内研究仍然主要关注序言和译注等语言副文本[63][71][81]，虽然会涉及到一些诸如封面、图像等非语言副文本，但并不构成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和国内研究过于青睐文学翻译有关。人们更关心的是林纾、鲁迅、郭沫若、傅雷等名家[55][56][70][72][79]，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译[58][78]。拓宽研究对象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理论问题。比如漫画的翻译。构成这个文类的基本元素有窗格、布局、对话气泡、文字、图像、绘画、颜色等等。到底是窗格和图像构成了文字的副文本还是相反，这些问题能带动我们加深对翻译本身的思考，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第四，积极展开应用研究。

副文本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启发在于，它表明翻译过程并非纯粹的语言转换，各种角色的翻译参与者之间如何展开专业性合作是译者必须面对的现实。另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立足于中国语境，积极思考和探索翻译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副文本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文本的接受和传播，这给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带来了启发。部分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大中华文库推出的译本的副文本进行了考察，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法[50][64]，或者分析副文本形式如何成为“深度翻译”的空间，推动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体系在世界翻译学术圈的建构。[65]今后，我们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副文本在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提升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提供支持。

4. 结语

副文本在翻译以及翻译研究中虽然长期处于隐形的状态，但重要性并不稍减。翻译的副文本研究使得之前隐形的文本现象显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提升了副文本的地位。本文认为，今后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对象，并积极展开翻译的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的应用研究，为弱势文化如何向强势文化的主动译介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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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晚清至现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史”（编号：11YJC751023）以及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英译史论”（编号14YS054）的成果。

作者简介

耿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上海市外国文学研究会翻译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翻译话语、中国文学外译，迄今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编著四十多篇、部，完成并正在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3项，翻译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3篇及其他非文学类翻译若干。专著《中国文学：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2019，南开大学出版社）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中国文化外译：典范化传播实践与研究”。

本文原载《外国语》2016年第5期，第104-112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