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 | 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世界的多样性赋予人类社会生活以丰富性，同时也造成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或疆界，而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是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冲突最为主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文化存在竞争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外交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2]马克龙呼吁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做出重大调整，去尝试富有想象力的政治策略，努力维持西方霸权及其哲学文化的吸引力。随着我们国家扩大改革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日益密切，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日益频繁的态势。搭建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有效传播中华文化，消除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偏见、误解甚至是敌意，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提升我们的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关键环节。外语人才培养要关注跨文化能力，这涉及教学理念的转变，以及对中国外语人才内涵的认识。在中国语境下办外语专业，最显著的特点、不可替代性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是“跨文化”。我们的外语专业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母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的外语专业也不同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汉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培养国际化人才。外语人才是中外沟通的桥梁，连接中外，双向融通。因此，中国一流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跨文化能力，这是他们独特的关键能力和必备素养。

201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针对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类的学生提出了新的主要能力要求：

外语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3]

在国家层面研制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中对外语专业学生提出跨文化能力的要求，这是首次，必将对高校外语专业教学产生深远影响。一、跨文化能力的界定关于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通常会想到跨文化交际，即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6年我曾著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含义作了概述。[4]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知识、态度和技能三个层面。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掌握相关文化知识，包括对中外文化异同的了解。其次要对异国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知识和态度可以形成跨文化的敏感性。再次是技能，指跨文化交际时能采取恰当的方式，调适交际策略。衡量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两个标准：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适宜性（appropriateness）。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经常互换使用。戴晓东2018年出版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列入“跨文化研究核心话题丛书”，该书“导论”部分就有关于“跨文化能力概念的界定”。跨文化能力可以分为一般跨文化能力和特定跨文化能力：“一般跨文化能力是指那些应用于所有跨文化情境的基本的交际能力。特定跨文化能力是指在特定语境中的抑或与特定技能相联系的交际能力。”[5]这一界定显然是基于“交际能力”，而在实际操作中作者也常常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同于跨文化能力，原本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历史回顾被置换成“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历史回顾”，如1998年高一虹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在戴晓东的书中则改换成了“高一虹的‘道’与‘器’跨文化能力理论”。[6] 孙有中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跨文化研究，对跨文化能力培养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他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中对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做了如下的描述：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能得体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7]孙有中对跨文化能力的描述已超越了交际能力的边界，内容比较丰富。他在文中呼吁“外语界在新一轮教育和教学改革中高度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8]。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来关注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的关系，结合人才培养实际，探索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取得显著成效，我主持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获得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早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投资于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对话》（Investingi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的报告，提出了“文化扫盲”（cultural literacy）的理念，认为文化扫盲已成为今日世界的生命线，是超越“无知之间的冲突”（clash of  ignorances）不可或缺的工具。[9]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跨文化能力概念与行动框架》（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报告中运用了树形模型，将涉及跨文化能力的25个核心概念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报告将“文化”（Culture）和“交流”（Communication）视为跨文化能力的树根（Roots）。其中，“文化”包括身份、价值、态度和信念，“交流”包括语言、对话、非言语行为。“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是树干（Trunk）的一部分，涉及专业领域的对话和非专业领域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只是跨文化能力这棵大树的一片叶子（Leave）[10]，因此，在讨论跨文化能力培养时，应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区分开来。根据对跨文化内涵的研究和观察以及外语人才培养的实践，我们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基础，进行拓展和创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能力的界定：1.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2. 功能层面的语言融通；3. 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主动性；4. 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跨文化沟通的基础。几年前国内某高校研究人员的科研论文因为文化的“无知”，不恰当地使用了“造物主”（creator）一词，被人诟病。该论文的内容是研究手的构造，认为人手的构造机理是造物主为使人手得以完成无数灵巧功能而做出的精妙设计。因为“造物主”这个词与“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联系，这篇文章收到了源源不断的负面评论，论文作者后因引发“神创论”的辩论而撤稿并致歉。他表示：“很抱歉引起了关于神创论的辩论。我们的研究与神创论毫无关系。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对于造物主一词的理解与母语是英语的人的理解是两回事。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是我们误解了造物主这个词。”[11]要认识和了解西方，需要在认知层面做很多工作。华为总裁任正非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们还缺乏对西方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价值观、社会心理等）的深刻理解和认识。”[12] 我们生活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我们还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任务。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掌握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功能层面的语言融通是指话语方式的转变，即换位思考，熟谙西方的思维模式、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以对方认知结构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分享信息、陈述观点、展开斗争、取得共识。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主动性是指在跨文化沟通中要起到主导地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我们要具备跨文化领导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成为倡导者而不是“跟随”他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感召力、塑造力和影响力。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主要涉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要求我们具备批判性思维，进行比较与分析，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

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途径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底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定以“坚定文化自信、提升跨文化能力”为核心理念，推进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创新。中国高校外语教育目前存在着“三重三轻”的问题。第一，重国外，轻本土，单向教授西方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对中国文化缺乏必要关注，在课程体系中对中国元素的凸显和阐释较为欠缺。第二，重语言微技能，轻话语方式，过于强调工具性的技能操练，缺乏对中外文化融通与话语方式转换重要性的足够认识。第三，重知识积累，轻人文思辨，教学一般以知识讲解与积累为主，对跨文化批判性反思能力培养不够。从跨文化能力这一视角审视这些问题，转变教学理念，重构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可望找到解决方案。孙有中曾就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外语类课堂教学提出基本原则：思辨（critiquing）、反省（reflecting）、探究（exploring）、共情（empathizing）、体验（doing）[14]。这五条原则适用于外语类专业课程的教与学，具有针对性。为使高校外语教学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提升教育质量，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理念还需渗透和贯穿到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每一个教学环节，具体可从三个“融”字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第一，改变传统外语教学观念，在外语专业课程内容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文化。重点建设用外语教授的中国思想文化课程，拓宽与加深外语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尤其注重引导学生深化对中华民族经验智慧的认识，提高文化自觉，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使学生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和主动性。第二，从语言技能训练上升到话语方式的转变。以“融通”为核心，形成“跨”文化的特点：既要有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阅读与研习，也要有对文化经典的换位思考及换位表述，同时把握中外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把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的观念贯穿始终。话语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它具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话语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15]在跨文化语境下，话语是一个涉及不同主体的“复杂的认知、交际活动”，要“充分考量国际受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建立我们的话语与国际受众之间通达的主体间关系，以使我们的话语为不同文化受众所认知、理解和接受”。[16]融通中外语言、文化和思想，方能有效阐释中国立场和观点。第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跨界，融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线上和线下、国内学习和国外研修，优化开放互动、国际化程度高的人才培养环境，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树立世界眼光，增强比较意识，发展批判性思维，有效培养学生在真实情景中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2015年国务院下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为：“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17]建设一流学科，应该符合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要求，即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时代特征。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十分重视一流人才培养。我在一次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上曾指出：“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充分体现在一流人才的培养上，即中国高校培养的是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他们具有中国情怀和全球竞争力，能够融通中外，在中外交往中能够维护祖国利益，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些方面是显著区别于世界其他高校的。”[18]近年来，我们实施外语人才培养新方案，围绕提升跨文化能力采取了一些有效举措：第一，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打造“中国思想经典”“西方思想经典”等跨文化优质课程，在教学内容中充分融入中国元素，融通中外文化，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身份意识，提升对文化多元性的认识。第二，通过构建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从叙事（narrate）入手，学会讲述故事。切实改变“重语言微技能、轻话语表达”的传统外语教学方式，按照跨文化能力在认知、功能、行为等内涵构成上的要求，教学重点从强化语言技能训练转移到掌握话语方式，注重在认知和情感体验层面与对方实现历时和共时的互文对接。第三，通过倡导研究性教学，开展文化经典研习，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质资源与跨学科研究平台，实施文史哲学科融通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本科生驻院研修项目”“悦读经典计划”等，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促使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第四，通过创新培养方式与手段，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使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整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探索互动、国内学习与国外研修对接，依托一流国际化教学团队及国际合作项目，开展本科生交换学习、联合培养、开设国际化课程等，凸显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特色与有效性。综上所述，跨文化能力源自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高校外语教育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促使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以及方法手段发生变化，对于外语专业主动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加强内涵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外语教育应扎根于祖国大地，培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语人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有助于学生拓展国际视野，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具备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全球胜任力。推进和深化以跨文化能力提升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无疑是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