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登山：对古代翻译史上“翻”、“译”之别的再思考

摘要：尽管翻译史学界一般认为“翻”表翻译的用法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但是学者们对“翻”、“译”之别的理解并不一致，如孔慧怡（2005）认为“翻”只表译义，不表译音，而王向远（2016）认为“译”是平行传译，“翻”是阐释性的立体翻转。本文对前人的几种观点进行反思，并基于史料考证提出一种新的假设，认为南北朝以前的“译”基本上都是口头的传译、交释，而“翻”的兴起与南北朝后期佛经翻译的书面运作方式有关。

关键词：翻；译；翻译；佛经翻译；概念重构

1、引言

翻译史学界早就注意到，古代史籍在表达翻译概念时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词汇，如“译”、“转”、“变”和“翻”等，表达译者概念的也有“鞮象”、“舌人”和“通事”等。早在佛经翻译时期，译经僧们就尝试考证了这些词汇的兴亡和演变：

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今四方之民，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赞宁，1987：52）

赞宁指出，《礼记》中的“寄”、“象胥”和“狄鞮”最终被“译”所代替，是因为汉代以降，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主要来自北方。法云在《翻译名义集》中也指出“汉世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所以“译”的语义扩大，成为表达翻译概念的上义词。当代学者对史料中翻译概念的演变和翻译词汇的更迭也多有考证，尤其是对于今日使用频率最高的“翻”和“译”，如Behr（2004）、Cheung（2005）、孔慧怡（2005）、曹明伦（2007：199-201）和王向远（2016）等。但是学术界对“翻”、“译”概念区别的解释并不一致，相互抵牾之处甚多。本文拟在反思前人文献和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区别及语义演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

2、对“翻”、“译”之别现有解释的反思

“翻”表翻译的用法起源于佛经翻译，已经基本上成为学界定论（孔慧怡，2005：20；王凤阳，1993：392；王向远，2016），但学者们对于“翻”和“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王凤阳（1993：392）认为早期佛经翻译中的“翻”和“译”同义，“翻”起源于梵汉之间的反切注音法，用汉字表梵文的声韵需要译音，“译音法扩大到了译文、译经上”，“‘翻’就与‘译’同义了。”孔慧怡（2005：20）与王凤阳的“译音说”正好相反，她认为“翻”不作名词使用，并以玄奘的“五不翻”为例，指出“翻”只表示译义，而不表示译音。王向远（2016：138）则认为“译”是一种平面移动的、平行的互传活动，而“翻”是空间立体的“翻转”式语言交流和置换活动。

“翻”是否起源于反切难以确证，但王凤阳（1993）认为“翻”、“译”同义的观点不能成立。至南北朝时，“译”表达翻译的用法已有千年，在汉魏佛经史料中表达翻译概念也已有数百年之久。译经僧人首创用“翻”表示翻译，必定是为了表达与“译”有所不同的概念，或意义宽泛的“译”有所不能及（孔慧怡，2005：20）。因此，本文赞同王向远（2016）和孔慧怡（2005）的观点，认为至少在“翻”表达翻译概念之始，与“译”有所区别，但本文对这两位学者的具体解释和论证方法持不同意见。

孔慧怡（2005）认为“翻”只表示释义而不表示译音。如果这一解释成立，“翻”应当主要用于描述具体的意译案例，但《历代三宝纪》等唐代以前的佛教文献中，“翻”大多是作为泛指词使用的，如“翻经院”、“翻经学士”等。翻经院和翻经学士在翻译佛经时不大可能完全杜绝音译的方法，《高僧传》等文献也多处记载“昙无谶河西所翻涅槃妙教”、“什所翻经”和“佛陀耶舍所翻”等。

王向远（2016：149）也认为，“译”是幅度较小的平移沟通，如音译的方法，而“翻”是做翻转性的诠释、解释性的交流，并且引用竺道生将“涅槃”翻为“灭”等例证来加以阐释。王文虽然未引孔慧怡（2005），但此处观点与孔氏异曲同工。然而本文考证表明，“翻”可以指音译，而“译”也可以指释义。如《历代三宝纪》和《开元释教录》记载了“检上翻名昙无罗察，晋言即是法护”以及“然法护者，此土翻名昙摩罗刹”（智昇，1733-1738：62）。竺法护原名Dharmaraksa，“翻”为“昙摩罗刹”、“昙无罗察”用的都是音译法。可见两位学者认为“翻”不表示音译的观点值得怀疑。而“译”也可以用来指解释性的释义，如《魏书》中载有“涅槃译云灭度”（魏收，1974：3027），《广弘明集》也记载了“未闲大觉即佛陀之译名也”（道宣，1922：153）等。按照王文的定义，“灭度”、“大觉”都应当是“翻”的结果，但《魏书》和《广弘明集》却都使用了“译”字。僧佑是“翻”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他虽然没有界定“翻”，但曾引用《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指出“译者释也，交释两国”（罗新璋、陈应年，2009：54），明确指出“译”就是“解释”。这与王文所声称的“翻”是翻转性解释的观点互相抵触。

王向远（2016）和孔慧怡（2005）都援引了灌顶的“不可翻”论和玄奘的“五不翻”论。两位学者认为，灌顶使用“不可翻”而非“不可译”，玄奘使用“五不翻”而非“五不译”，可证明“翻”和“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但王文也引用了与玄奘同时代的法琳在《辩正论》中所提到的“…老庄之教，胡法无以为异，故不翻译”（道宣，1922：171）。此处的“不翻译”实际上指的是将梵文Bodhi译为“菩提”，而没有采用“老庄之教”中类似的概念“道”，也就是玄奘所说的“不翻”。而王文省略了这段引文的下一句：“凡不译之流，其例如是”（同上），更加明确地将“不译”等同于“不翻译”和玄奘的“不翻”。

王文列举了丰富的史料来证明“翻”、“译”之别，但不少史料都存在反例。如王文引用《旧唐书》中“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刘昫，1975：3027），指出“姚兴对鸠摩罗什的‘所译’作了翻转性的诠释”，据此推论姚兴和鸠摩罗什分别采用“翻”和“译”两种不同的方法。然而《高僧传》中载有“什所翻经，睿并参正”（慧皎，1992：245），《开元释教录》中也有“若是罗什所翻，秦时未有文殊问经”（智昇，1733-1738：421）以及“或云姚秦罗什所翻，亦云宋朝法海所译”（智昇，1733-1738：354）等记载。如果“翻”和“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那么史料对罗什究竟采用何种翻译方法的记载就有前后抵牾之处。王文将姚兴的“对翻”理解为在“所译”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但在《首楞严义疏注经》等唐宋佛教文献中“对翻”也常记作“对译”，如《庐山记》也记载了耶舍得知“什公已入长安”，“乃请姚兴迎之，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与什对译十住婆娑等论”（陈舜俞，1934：18）。

与孔慧怡（2005）相比，王向远（2016）的史料更丰富、论述更细致，但其结论同样令人怀疑，我们认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的选择。两位学者都通过列举支持性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结论极容易遭遇反例。佛藏和史籍文献浩如烟海，反例比比皆是，即使像王向远（2016）一样细致的梳理论证也难以避免强有力的反驳。问题的根本在于列举论证的方法在翻译概念史研究中不够充分，不能完整地勾画出“翻”、“译”概念的发展、演变全貌，有筛选证据之嫌，难以面对反例的拷问。

我们认为，在史料解读的基础上借鉴计量史学的方法，有助于避免筛选证据的嫌疑。虽然将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于概念史研究在学界存有争论①，但量化方法便于系统地考察较大的史料范围，作为传统史学分析方法的补充，应当是有利而无害的。

3、对“翻”、“译”之别的另一种假设

本文首先选择两类史籍为主要语料来源，其一是代表古代规范汉语用法的正史文本，自首次出现佛经翻译的《晋书》至《宋史》共16部史书；其二是六朝以后的部分佛教史籍文献，首选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兼顾时间跨度和不同作者。两类史料中表达翻译概念的“翻”、“译”和“翻译”使用情况统计如下：

史料统计和细读可得三个发现：其一，“翻”和“翻译”在上述史书中使用比例不足10%。不论是在正史还是佛教文献中，“译”始终是表达翻译概念最重要的词汇，而并非如孔慧怡（2005）所言，隋唐时期“翻”的使用超越了“译”。其二，“译”的分布广度显著大于“翻”。《宋史》以前的正史中“翻”和“翻译”共使用18次，但仅限于佛经翻译相关记载，从未用于外交翻译活动，而“译”可用于所有表达翻译概念的记载。这一发现与孔慧怡（2005）等前人结论一致，“翻”的非宗教用法在元代以后才见诸史料。其三，在表1和表2的史料中共出现678个“翻”，所有与之搭配的词汇也都同时与“译”共现，如“翻经/译经”、“所翻/所译”、“对翻/对译”等，而相反，“翻”无法出现在“译者”、“重译”等搭配中。基于这一计量统计和语义搭配的分析，我们推断：（1）至少在唐宋以前，“翻”表翻译仅见于佛教翻译活动；（2）“译”的概念内涵和使用范围大于“翻”，广义的“译”应当是表达翻译概念的通用词，但作为通用词的“译”意义广泛而含混，不能凸显佛经翻译的某一现象/特征，因此“翻”应运而生，而“翻译”则是佛经翻译领域内翻译概念的上义词；（3）“翻”和“译”应当不是两种地位相等的翻译方法。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考证了更大范围的史料，提出了“翻”和“译”之别的另一种假设。

既然“翻”的使用是为了凸显“译”所不能表达的现象/特征，那么“翻”和“译”的差别就应该在佛经翻译和传统翻译的区别中寻找。佛经翻译与之前的外交翻译最明显的差别之一是：汉代以前的外交翻译基本上都是口译，几乎没有成文的原作和译作（马祖毅，2006：2），而佛经翻译中译作大都是成文的佛经，除早期原作是由僧人记忆、口传外，大多也都有成书的佛经原文本。在书写译文、校对覆戡时，佛经翻译者需要不断地“翻阅”原作和译作。我们推测，“翻”字始用于表示翻译，可能与佛经翻译的书面运作流程有关②。

早期佛经翻译史料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支持。据《宋高僧传》等文献记载，佛教进入中原之初大多是经由西域僧人口述、记录而传播的，且“译师来自西域，汉语不甚了解”（梁启超，1999：3794）。因此早期史料记载了大量的“宣译”、“口传”等翻译行为。来自西域的僧人在口译佛经时，往往配有中土的“笔受”，如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提及：“道贤为译，慧常笔受”（罗新璋、陈应年，2009：28）。《出三藏记集》中有“竺佛念传译，慧嵩笔受”（僧佑，1995：523），“佛提执胡本，竺佛念、佛护为译，僧导、僧睿笔受”（僧佑，1995：47）。《高僧传》中也有“请跋摩译焉，泰即笔受”（慧皎，1992：97）。译者只负责口传，如道安在《道行经序》中所言：“译人口传，自非三达”（罗新璋、陈应年，2009：24）。这些记载表明，“译”是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只是口头的翻译和转述，并不包括书写记录行为，书面转写、记录由专门的“笔受”负责。僧佑所说的译者“交释两国”也表明，早期佛经翻译中“译”的内涵与先秦以来外交翻译中的“译”是一致的。“译（者）”在两种口语之间转释、交流，并不负责汉语文字书写，或者因为译者不通汉字，而必须依赖“笔受”。

初步检索显示，汉魏六朝文献中所有出现“笔受”的记载都只有“译”与之搭配，而“翻”字从未出现。首次出现“翻”字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中记载“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 （罗新璋、陈应年，2009：29）。而道安在《鞞婆沙序》中却记载“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罗新璋、陈应年，2009：27）。同样是佛图罗刹的翻译活动，一处记载为“翻译”，而另一处为“译传”，前者应当是佛图罗刹亲自“笔受”，因此“秦言未精”，而后者由“敏智笔受”，佛图罗刹“译传”，译文的通顺程度和质量高于前者，因此没有提到“秦言未精”。《高僧传》中也记载：“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慧皎，1992：77）。北凉王蒙逊令支谶“出经本”，而支谶因为自己“未参土言”，也没有合适的“传译（者）”，所以不愿意立即“翻”经。从这一记载可以推断：其一，在没有“传译（者）”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翻”经，可见“翻”和“译”很可能是两种操作流程而不是两种翻译方法；其二，这里的“译写”表明口头的“译”不包括书面的“写”。这两个推断在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验证，如《隋书》中有记载：“学其书语，译而写之”（魏徵，1973：1098），其中的“译”也不包含书写、记录之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记载：“先三藏等虽复译出，未及缮写，更请重翻，宝云传语，观自笔受”（智昇，1733-1738：503）。其中“译”、“缮写”、“翻”、“传语”和“笔受”的用法对比一目了然，“译”是口头的阐释，因为当时没有“缮写”，所以需要重新“翻”，而“重翻”是由“传语”和“笔受”两个环节完成的。《大唐内典录》也进一步证实了“翻”和“译”的这一区别：“智既妙善隋梵二言。执本自翻无劳传语”（道宣，1733-1738：439）。法智因为精通汉语和梵语，所以自己执本、执笔，身兼“传语”和“笔受”两份职责，完成从书面到书面的翻译全过程。这些史料中“翻”和“译”的记载同时出现，并且体现出一致的用法差异，大体上可以证明，“翻”和“译”的区别主要在于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跨语言交际形式。“译”是源自先秦以来外交翻译中的“交释”两种口语，而“翻”则指向佛经翻译中大规模的书面翻译时代。

“翻”和“译”的区别及出现次序与佛经翻译史的阶段性特征也十分吻合。梁启超引《宋高僧传》指出，佛经翻译可分为三期，以安世高和支谶为代表的初期翻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梁启超，1999：3795），而且这些西域僧人大多并不精通汉语，无法书写佛经，所以“汉代传经，皆凭口说”（同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中主要沿用先秦以来的“译”字表达翻译概念。在以鸠摩罗什和觉贤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中期，以及玄奘、义净代表的后期，西行求法者众多，“梵本日增”，佛经翻译有大量原本和译作流传。“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梁启超，1999：3794），佛经翻译的译场和流程组织也日臻严密，《古今译经图纪》和《弘赞法华传》等多处记载“笔受草本满一间屋”。从口传佛经到书面翻译，这一时期翻译文本的载体形式发生了变化，“翻”的兴起时间恰好与佛经翻译中后期的载体文本特征相符。唐代道宣在《广弘明集》中也提到：“自摩腾降汉创译真言，笈多入隋盛翻释典”（道宣，1922：102）。其中记载摄摩腾、竺法兰翻译佛经时用“创译真言”，而随着“笈”（佛经文本）传入中原，隋唐以后盛行“翻”佛典。道宣的记载与“翻”在六朝后期兴起的时间特征也大致吻合。

需要说明的是，从《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中出现“翻”，至佛经翻译走向衰落，历时将近千年，受到佛经翻译和汉语双音节化等语言演变内外因的影响（许理和，2001：290；董秀芳，2011：39-41），“翻”和“译”的内涵差别逐渐缩小，至明清时期已难溯其源。翻译概念史的建构必须考虑这个动态、渐进的演变历程。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六朝以后的佛教和史籍文献不计其数，各朝僧侣、史官和文人的用法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但总体而言本文所考察的史料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证据。在我们检索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中③，共有5000余部佛教文献、共2亿余字的佛藏和4亿余字的史藏，其中“笔受”共使用2305次，与之搭配的翻译相关词汇包括：“口宣”、“宣译”、“译”、“度语”、“传”和“出（经）”等，而“翻”几乎没有出现④。因此，本文的初步结论是：“译”是自汉代以来的翻译概念通用词，使用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翻”表翻译的用法起源于六朝后期的佛经翻译活动，因南北朝以降的佛经翻译主要是书面文本的转换，译经僧最初用“翻”来凸显与朝廷外交活动中“口宣”、“交释”不同的书面翻译方式，但使用范围仅限于佛经翻译，“翻”和“译”的区别在宋代以后开始逐渐淡化。

4、结语

本文基于王凤阳（1993）、孔慧怡（2005）和王向远（2016）等前人文献对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翻”、“译”之别进行考证，并提出新的假设，认为“翻”的兴起与佛经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书面运作方式有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的结论表明，有无原本、译本等翻译运作方式对于翻译词汇的更替和翻译概念的演变可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希望，挖掘、考证这一影响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对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翻译与文化史的认识。

致谢：清华大学封宗信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威教授、马会娟教授和刘晓峰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2YJC74011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和张仲民的系列争论：金观涛、刘青峰（2009），张仲民（2010）和金观涛、刘青峰（2010）。

② 王文引《说文解字》指出，当时的“翻”表示“飞”之意。但这一解释并不全面。汉魏六朝文献中“翻”已有现代汉语中“反转”、“倾倒”之意，如《后汉书》中有“[肉羹]翻污朝衣”（范晔，1965：888）和“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范晔，1965：2848）等，《三国志》中也有“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陈寿，1964：807），另参见Behr（2004）和《辞源》（1979-1983：2514）。隋唐以后，“翻书”、“翻阅”和“翻刻”等用法则更加普遍。

③ 本文使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customize)。

④ 在2305处“笔受”的记载中，“翻”字出现只有十余处，且仅见于《弘赞法华传》、《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和《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少数几部隋唐以后的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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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登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语言学、翻译史。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7年第6期，第81-85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