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丨“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立体化外语教育建设

              （图源：梁海明）（建议横置屏幕阅读）【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40卷第5期第54-59页

【中图分类号】H319【作者机构】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作者简介】王卓，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诗歌诗学、英语国家族裔文学、英语教育。电子邮箱：wangzhuo_69@sina.com。【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应用型外语人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项目（项目编号：SDYJD17063）、山东师范大学“美国文学混合式课程”立项（项目编号：2016KG54）的阶段性成果。【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语学科和外语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应主动承担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使命，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化、全面化，构建互联互通、立体化、多层次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外语教育；立体化；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立体化外语教育建设 王卓

1.0 引言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开放态势、行动计划等（戴炜栋、王雪梅, 2015）。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语言助力（李宇明, 2019），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规划要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语言人才不可或缺（文秋芳, 2016）。另外，外语也是大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推出和宣传价值观的战略手段，外语能力愈来愈体现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仲伟合、张清达, 2017:4）。在某种程度上说，外语教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外语教育意义重大（仲伟合、王巍巍, 2018:43）。“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语学科和外语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蒋洪新（2018）曾提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面临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应主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外语教育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分、合格的语言服务和文化服务。

2.0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语人才培养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外语界应认真思考的一个命题是，中国的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如何在助力这一“伟大构想”从倡议变为行动（肖河、徐进, 2017），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结合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更好地发挥语言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同时也不断拓展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使我国的外语学科和外语教育更为科学地规划、更为健康地发展。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一直都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我国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期间既有一流学科建设，也有一流专业建设，国务院、教育部等部委更是相继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2018）和《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2019）等指导性文件。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沈骑, 2015）、从“本土型”向“国际型”的转化（李宇明, 2019），而“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和需求也标志着中国外语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等方面实质性的转变。其一、语言与文化融通的外语人才。语言文化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各个领域的积极推进，众多的中国企业在其沿线国家纷纷落地，必然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状况，熟知当地风俗民情的人才。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会语言的人才早已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应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多元跨文化人才（戴炜栋、王雪梅, 2015），努力发展外语人才的全球胜任力。这种胜任力不仅是语言沟通能力，更是从多个角度审视、分析、理解、评判并积极回应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的能力。其二、多语种国际化外语人才。“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由于这一合作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瞿振元, 2015），涵盖了世界九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王铭玉, 2017）。此时尤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多语种外语类高端人才，通过他们的多元化服务，消除可能的言语障碍、文化隔阂甚至是政治分歧，才能争取沿线国家的支持，形成与中国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理念的无缝对接，提升服务“一带一路”的实效性（仲伟合、张清达, 2017）。外语学科具备多语种人才汇聚与国际交流密切的特点，可聚焦国家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王雪梅, 2017; 苏莹莹, 2017）。其三、跨学科外语人才。从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来看，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门类学科之间呈现出交叉、渗透与融合的发展趋势，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马德秀, 2010）。近年来倡导的“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跨学科性。“新文科”的意义在于更强调文科专业基础的融通性，帮助学生打牢基础、扩展能力，培养专业素养高、综合实力强、有创新视野的新型人才（张政文等, 2019）。事实上，从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育的角度看，外语专业具有独特的“内在跨学科性”和“外在跨学科性”（王卓, 2018）。其他专业的跨学科教学往往以外在跨学科性为基础，在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整合上更注重专业之间的协同和融合；而外语专业却应以“内在跨学科性”和“外在跨学科性”的双重特性为基础，建构双重跨学科教育模式（王卓等, 2019）。

3.0 “一带一路”背景下立体化外语教育建设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应主动承担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责任，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具有融通性、立体化、多层次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外语教学从语言技能到语言交际再到文化联通的拓展。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科在此方面做了一些积极尝试，初步构建起立体化、多层次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一）坚持多语种师范类外语专业传统，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优秀外语师资。作为历史悠久的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坚持师范传统，形成了多个具有鲜明师范特色的优势专业，其中英语、日语、俄语就是具有此种特色的师范类专业。仲伟合、张清达（2017）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应从“国家外语战略”的高度入手，规划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育“一条龙”体系，而基础教育学段的外语教育则需要大量的师资储备。2001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程的语种，可在英语、日语、俄语等语种中任选一种。外国语学校或其他有条件的学校可开设第二外语。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中规定高中外语包括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学校可自主选择第一外语语种；鼓励学校创造条件开设第二外语，努力满足学生差异化外语学习需要。基于此，山东师范大学不断强化英语、日语、俄语三个语种的师范特色，加强对学生师范技能的培养，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优秀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二）创新复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语言文化兼备的复语人才。在坚守师范特色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创新培养模式，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对多语种外语人才的需求，其中英法复语国际人才培养就是这一创新思路的结果。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经过充分论证，于2019年增设英法复语国际人才卓越班，并纳入综合评价招生计划。这一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多家媒体进行了重点报道①，并以此举“时代意义更为显著”等评价定位了这一改革举措。英法复语国际人才卓越班之所以纳入综合评价招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面试过程里，考官可以对学生的语言驾驭、掌握能力、跨学科视野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有利于遴选出符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高层次复语人才。（三）建构多语种大学外语课程体系，助力全球治理复合型人才培养。2018年9月，教育部高教司召开了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会议，明确提出推动“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公共外语教学被纳入“国家战略”。不过对于大学外语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关联性，公共外语教学领域尚存在认识不清、占位不高等问题，具体表现有两点。其一，没有意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给大学英语课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更没有深入研究大学外语课程如何服务于“一带一路”人才培养（黄伟, 2019）。其二，对于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在公共外语教学中的意义认识不到位。除了英语以外，其他语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缺乏系统连贯性，有些语种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由于受高中及大学对外语语种的要求和限制，很多地区逐渐放弃了俄语和日语等外语语种，甚至很多日语和俄语考生升入大学以后，由于学校外语语种设置限制，必须改变语种（安丰存、赵磊, 2017）。《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9年工作要点》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全面深化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在有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提高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基于此，我们不断完善大学外语的教学体系，除了大学英语外，建立健全了大学俄语必修课课程体系，以及日语、朝鲜语、葡萄牙语等公共外语选修课教学体系。（四）建立多层次外语通识课程体系，推动“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不仅需要语言的互通，也需要文化的互通，因此高校外语教育体系中跨文化素养相关课程就显得十分重要（李战子, 2018）。日前，我们对75所高校进行了一次“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现状调查”。其调查结果表明，75所高校中有50所开设有跨文化交际课程，占66.67%；47所高校开设英美影视赏析，占62.67%；有24所高校开设商务英语，占3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公共外语教育中，对跨文化素养的培养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也暴露出语种单一、课程设置单一等问题。基于此，我院鼓励教师开设各种类型、各种语种的通识课程，进行包括语言技能、文化素养和专用能力在内的“全能培养”。目前，我院开设的全校公选课主要包括日本文化与文学、韩语与韩国文学、中华文化外译、英语歌曲与文学鉴赏、大学生英语素养、旅游葡萄牙语、旅游阿拉伯语等，采用双语授课，深受学生欢迎。（五）语言教育与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搭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是当代外语人的使命和担当。依托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山东外语教学》和《基础外语教育》，借助我院先后创办的“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阿拉伯文献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我院通过召开对外话语领域的学术会议，在学术期刊组织“中国形象建构”“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等专栏以及多渠道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活动，把语言教育与国别区域研究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更为充分发挥了外语学科和外语教育助力国家战略的功能②。我院还注重外语教育与“一带一路”实践活动的结合。我院多个专业的师生参与了山东省众多“一带一路”建设项目。2018年4月25日，第28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首日，山东人民出版社输出阿联酋哈莫里尔集团龙出版社的《探索生活大奥秘》和《数学王国奇遇记》两个系列等25种阿拉伯语图书成功举办新书发布会。而该系列图书的阿语译者就是我院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阿联酋哈莫里尔集团龙出版社负责人阿卜杜拉先生对该系列图书大加赞赏，给予充分的认可③。

4.0 结语作为21世纪的“凿空之旅”，“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实践，从愿景到现实，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阮宗泽, 2019）。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应不断提高自身“社会适应性”（周烈, 2011），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同时不断探索外语学科和外语专业内在发展规律，借“一带一路”之东风，实现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注释】①相关报道参阅下列网站：http://www.qlshx.sdnu.edu.cn/page.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114726&wbtreeid=10434; http://sd.sina.cn/news/2019-05-5/detail-ihvhiqax8868853.d.html?vt=4&wm=28011533&cid=56322。②参见张杰：从话语研究视角阐释中国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年05月09日, http: //www.cssn.cn/zx/bwyc/201805/t20180509_4241786.shtml。③相关报道参阅下列网站：http://www.thecover.cn/news/718845。

【参考文献】[1] 安丰存, 赵磊.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刍议[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26-32.[2] 陈金诗, 董金伟. 全能提高型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体系的创构与实践——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6):52-61.[3] 戴炜栋, 王雪梅.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战略[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4):1-11.[4] 黄伟. 大学英语课程新使命——为“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服务[J].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9, (2):109-115.[5] 蒋洪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外语教育改革[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 (3):419-420.[6] 李宇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语言助力[N]. 光明日报, 2019-7-27.[7] 李战子. “一带一路”安全需求与军队“走出去”人才培养课程方阵建设[J]. 公共外交季刊, 2018, (1):17-22.[8] 马德秀.  着力三个突破,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J]. 中国高等教育, 2010, (C1):7-9.[9] 瞿振元.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N]. 光明日报, 2015-8-13.[10] 阮宗泽. “一带一路”：塑造共享的21 世纪[J]. 国际问题研究, 2019, (2):6-21.[11] 沈骑.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9-13.[12] 苏莹莹. “一带一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 中国外语教育, 2017, (2):3-7.[13] 王铭玉. 语言文化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J]. 中国人大, 2017, (8):34-36.[14] 王雪梅. 对国家战略视角下外语学科发展规划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17, (5):29-37.[15] 王卓. 从简单复合到跨学科外语人才培养——谈新时代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61-69.[16] 王卓, 胡艳玲, 王金娥. 师范类英语专业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山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修订为例[J]. 外国语文, 2019, (4):123-128.[17] 文秋芳. 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2):26-32.[18] 张政文, 董纪昌, 王铭玉, 郝文斌. 新文科怎么建？学科跨出去，文理融起来[N]. 光明日报, 2019-7-24(08).[19] 仲伟合, 张清达.“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17, (5):4-9.[20] 仲伟合, 王巍巍.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42-49.[21] 肖河, 徐进.“一带一路”伟大构想与实践[N]. 福建日报, 2017-9-3.[22] 周烈.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适应性[J]. 中国外语, 2011, (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