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 | 彭青龙：论外语学科方向变化新特点与内涵建设新思路

摘要：国务院学位办已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十三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及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 这一新变化反映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外语学科同仁应该以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 以培养跨学科高层次创新外语人才为根本, 以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为重要目标, 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和提升学科素养, 推动外语学科在中国文化和国际传播实践中展现新价值。

关键词：外语学科;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翻译; 学术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

1 引言

2018年是中国开展“双一流”建设的开局之年, 各高校纷纷公布“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然而, 就外语学科而言, 部分高校对“双一流”建设的认知存在误区, 认为外语学科的“双一流”建设只是北大、南大、北外等知名高校的事情, 跟大多数高校没有关系;对学科方向调整认识不足, 认为外语学科属于人文学科, 做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即可, 没有必要在“服务需求”方面多做文章。这些错误认识直接导致学科建设动力不足, 甚至产生得过且过心理。事实上, 在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转型之际, 外语学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外语学科必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际传播中大有作为。因此, 高等教育强国的建立仅靠几十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高校的外语学科都有建设世界一流、国家一流或者地方一流学科的使命, 都必须将自身的内涵建设与国家命运、社会进步甚至世界发展联系起来, 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需求紧密结合, 唯如此, 各校才能找到适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才能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体现各自独特的价值。本文基于笔者参与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外语学科合格评估和新增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评审的体会, 就外语学科方向新变化和内涵建设新思路展开论述。

2 外语学科方向调整新变化

学科方向调整攸关学科建设的内容和路径, 既是自身规律使然, 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 外语学科方向几经调整, 内涵建设不断升级, 大致形成了三个版本。1.0版, 缓慢发展阶段 (1949-1977)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一时期的外语学科基本停留在专业教育教学层面, 主要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由于师资力量和科学研究十分薄弱, 再加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外语学科研究生招生规模小,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总体上建设与发展缓慢。2.0版, 快速发展阶段 (1978-2017) :得益于改革开放, 外语学科迅速发展, 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3.0版, 创新发展阶段 (2018-) :这是长期学习前苏联、欧美等国家学科建设经验之后的自主创新阶段, 其标志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为包括外语学科在内的学科建设规划了蓝图, 指引了方向。在步入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国务院学位办依据国家发展战略, 对外语学科建设方向和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外语学科方向新调整:打破学科界限, 强调学科融合

此轮外语学科方向调整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打破原二级学科界限, 强调学科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实施一级学科学位点授权申报和审核。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和《2017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总体要求》, “高等学校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在下次学位授权审核结束后将不再保留, 符合相关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 一般应申请新增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学位审核结束后外语学科的招生、培养、管理等将按照一级学科实施, 按照语种设置二级学科的传统做法将成为历史。二是按照新制定的一级学科主干方向进行内涵建设。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试行) 》, 外语学科博士授权点一级学科申报“至少涵盖本学科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5个主干学科研究领域中的3个”。这一重大调整表明, 将不再按照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划分学科, 而是要打破语种或者二级学科的界限, 鼓励各个学位点 (包括一级学科硕士点) 重视跨学科、跨语种、跨国别、跨领域研究和人才培养。

(2) 人才培养新定位:突出跨学科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强调学科融通能力

外语学科方向的调整必然带来人才培养规格和要求的新变化, 研究生教育将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突出跨学科融通能力。国家颁布的《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和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中对创新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强调“应具有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其中,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博士生应具备语言史、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从事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博士生应具备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4:112-113) ”。尽管如此, 由于我国学科分类过细, 各单位落实不力, 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学术视野“过窄”, 专业能力“过专”, 严重制约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发挥。研究生的论文原创能力不足,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 学科融通能力偏弱。诚然, 我们不可能要求研究生百事精通, 但学术视野狭窄,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力较差是当代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通病。因此, 基于学科自身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社会发展需求, 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修改人才培养方案, 着力培养跨学科高层次创新人才。

(3) 科学研究新领域:聚焦学术话语体系, 凸显中国风格

外语学科方向的调整必然带来研究领域的新变化。不仅研究内容从传统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拓展至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研究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 而且研究方法从定性到定量, 从个案研究到比较研究甚至综合研究, 其性质也从基础性向应用性和对策性转变。这一方面是外语学科自身拓展的规律使然, 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全球化的日趋深入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任何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都无法继续做单一学科的学术研究, 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明显, 因此外语学科方向的调整既顺应跨学科研究的全球趋势, 也满足构建中国特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需要。实践证明, 学术强国的建立必须紧紧依赖本国独具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学科体系的一部分, 外语学科也必须在吸收中外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国情做学问, 努力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如果说, 改革开放四十年, 外语学科“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促进了我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 那么, 进入新时代后, 外语学科应该在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明与文化、翻译与传播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等领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这既是新时代赋予外语学科的历史使命,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因此, 外语学科方向的调整不仅是表面的优化组合, 更重要的是构建凸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深层次需要。

(4) 服务社会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亮点:注重智库建设、突出国际传播

本轮学科方向调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引导学界同仁将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与社会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 开展基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应用研究, 具体体现于智库建设和国际传播两个方面。尽管五大学科方向的学术研究都可以转化为应用成果, 但相对而言,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跟“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等倡议联系得更紧密。如近年来, 国家十分重视“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新增学科方向。仅2017年教育部就批准备案了390余家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 其中多数备案中心由外语学科牵头, 对相关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综合研究, 其研究成果多以咨政专报的形式呈现给相关部门。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外语学科服务国家需求的重要领域之一。无论是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和文学的研究, 还是促进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都需要外语学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因此, 注重智库建设、突出国际传播将成为外语学科服务社会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亮点。

3 外语学科内涵建设新思路

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个方面, 因此, “内涵质量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然而, 面对外语学科方向调整的新变化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 我们应该顺势而为, 并根据学科评估所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及时调整学科建设理念和实施方案, 提高学科内涵建设质量。

(1)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社会需要, 倾力培养“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跨学科高层次“双创”人才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才, 这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期待。对于外语学科建设而言, 应该集中培养具有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跨学科高层次外语人才, 简称“双创”人才。依据第四轮学科评估和专项合作评估的各种材料, 我们发现, 尽管我们培养的外语学科研究生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但其论文原创性不足。多数学生仅仅能够结合在课堂上学到的西方语言学、文学和翻译理论, 就字词句篇章、单个作家作品或者应用型文本翻译进行浅层次的探讨, 具有创新性思想观点和方法的论文并不多见, 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也经常受到用人单位的质疑。座谈会上, 在校研究生学术视野狭窄、毕业生跨学科融通能力不足的短板显露无遗。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树立“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理念以及制定特色鲜明的培养方案。这里的“服务需求”绝不是虚空的概念, 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如“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等的实施急需培养一大批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学科融通能力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刘延东 (2017) 提出, “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迫切要求我们主动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强化服务导向, 做好前瞻布局, 优化专业结构,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研究生群体的创新创造能力……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主动开展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大力培养‘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外交、国际经济、国际文化等高层次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 研究生教育必须主动作为、积极有为、改革创新、加快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培养跨学科高层次“双创”人才必须摒弃“只有语言和文学才是正统和本色”的理念, 并制定出富有特色和多样化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但也要警惕以“跨学科”为借口, 把人才培养引入歧途, 偏离外语学科人才的人文属性。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学科方向是外语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各高校应大力建设和发展。同时, 也不能忽视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2) 适应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型的需要,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习近平 (2016) 指出, “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 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也为我们改变这一现状指明了方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语学科通过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为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学、语言的过程中, 没有基于中国教育现状, 研究内容和范式几乎照搬西方, 缺乏批判性思维和主体意识。外国文学批评、语言学、翻译学、跨文化研究均是如此。因此, 在外语学科方向调整之际, 我们呼唤中国外语学者主体性的回归, 应该站在中国立场, 根据中国教育的实情展开相关研究。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的“外国文学”部分也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需要, 外语学科的科学研究要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己任,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3) 服务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需求, 推进外语学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后的又一大新功能, 也是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战略, 尤其是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领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高校必须加强同国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建设目标, 这既是自身建设的需要, 也是国家赋予的新使命和新任务。作为承担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责任的外语学科, 对内要提高国民外语能力和素质, 对外要传播中国文化。尽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已经通过“国际学生交流”和“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两个指标来引导各学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但从提交的材料来看, 许多高校的外语学科在此项失分较多,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重视程度不够。事实上,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参与全球治理步伐的加快, 国家对中外人文交流与合作日益重视。因此, 外语学科应该抓住新机遇, 以学科方向调整为契机, 大力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学科融通能力的高层次“双创”外语人才。同时, 利用外语学科的语言优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传播。这就需要外语界同仁一起努力, 适当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科学研究方向, 将教学能力和研究志趣与国家人文交流战略需要结合起来。如既可以通过翻译的特长, 有计划地参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也可以通过开展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举办国际主题学术会议、组建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等活动, 聚焦国际前沿趋势, 为科技的创新融合贡献智慧与力量, 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海外孔子学院建设等方式, 在国内外展现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的独特魅力。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之际, 就是发挥外语学科优势、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之时。目前部分高校已经行动起来。可以预见, 在新的历史时期, 服务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需求, 推进外语学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成为外语学科大有可为的新领域。

(4) 适应外语学科建设新变化, 主动优化教师自身知识结构, 将文化自信融入教书育人的实践中

外语学科方向的新变化给教师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四十年, 外语学科教师队伍的年龄、学历和职称结构日趋优化, 专业化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 随着学科方向的调整, 尤其是新增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三个方向给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来压力, 因为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三个方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从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来看, 多数学校的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和语言学, 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教师相对较少, 但后者恰恰是目前国家期待加强的领域。因此, 外语学科除了继续优化传统意义上的学历、职称、年龄这些“显性”师资结构之外, 还要围绕国家对学科方向调整后的新变化, 优化升级“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的“隐形”师资结构。一是教师要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 通过大量阅读中外经典和现当代文献, 自觉提升专业水平。就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而言, 外语学科的教师可以通过系统性阅读有关中国的文史哲书籍和相关国家社会、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文献, 弥补知识结构中的短板, 这既是学科方向调整后的新需要, 也为教师的学术思想创新提供了新视角。二是外语院系要通过激励措施,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 支持教师提高专业化水平。三是学术共同体要通过搭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学术组织, 促进外语学科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的互联互通, 融合发展。

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也是传承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需要。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新任务要求教师不仅要主动跳出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 积极研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跨学科书籍, 而且要将文化自觉与自信融入教学与科研之中, 从而带动研究生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长期以来, 外语学科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外国翻译理论等, 有关中国文史哲的课程长期缺失, 这一方面是学科分类所致, 另一方面也是对跨学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就导致了学生对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此次学科方向调整, 就是要扭转这一不正常局面, 引导教师和学生重视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基于此, 外语学科要从教师做起, 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入手, 增设中国语言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课程, 着力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全球眼光和国际视野的跨学科高层次外语人才。唯如此, 教师才能将中国文化自信融入教学实践中, 才能适应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4 结语

外语学科方向调整既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使然, 也是顺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目的是加强学科之间的融通发展, 进一步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学科方向调整的新变化不仅要求各高校注重跨学科人才培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而且更加强调充分发挥外语优势, 为中外人文交流, 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新变化意味着新任务、新征程, 也意味着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需要外语学界同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 深刻领会学科方向变化的内涵和价值趋向, 积极转变发展思路, 将个人的专业能力和素质提升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学科建设综合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 方能体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源自《外语电化教学》2018年第3期）